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死亡是一扇门，通往另一个未知世界。
而医生，就是这门前的看门人和守望者：给逝者尊严，给生者慰籍和勇气，给粗心者提醒，给不甘者机会。
我们总是倾向于迷信医生，把他看作是死神之前的阻挡者。我们总是希望听到手术成功、生命被救的好消息，对医学和医生满怀期许。
但现实中，医学并不是万能的， 相比怀抱着希望的患者和家属，很多时候医生只不过是在替他们承担失败的恐惧，只不过是更清醒地挡在治疗失败的风险前，顽强地努力为患者和家属撑起希望的脊梁。 一般人并不知道，如果治疗失败，医生自己内心会经历怎样的冲击？医生在面对患者的悲欢时，又是如何把自己的情感阻挡在理性之外的？
前几天，“网红”医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的赁可 在自己的微博上分享了 一个“没有幸福结局”的故事
他和同事对一名7岁小患者，在近3个星期的多次手术、抢救中，穷尽了一切医疗努力，却仍然没能救活小患者。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赁可用一种难得细腻的笔触，将自己和同事那段殚精竭虑、精疲力尽的日子完整记录了下来，剖析挫败、犹豫、无力、纠结、痛苦和忧伤等种种情绪。截至昨天晚上，这篇微博文章阅读量已超过65万人次，转发阅读更是不计其数。
就像他在故事开头说的那样：“如果讲Happy ending的故事是皆大欢喜的话，失败案例却是需要勇气才能说出来的。”
医生口述：一个救治失败的病例
病痛中等待6年，等一次手术机会
小患者叫晓玲（化名），是个7岁的女娃娃。
6年前，她被确诊为“复杂先天性心脏病：肺动脉闭锁/室缺/体肺大侧支血管”。刚确诊时，因为自身肺动脉发育极差，无法耐受根治手术，我们先期为她做了一次姑息手术（Mee shunt），期望手术能刺激自身肺动脉的发育。
可惜效果不够理想，等了足足6年，晓玲的肺动脉才发育到勉强达到手术标准。孩子父母是本份人，每年坚持带孩子来随诊。看着他们一次次殷切望向我的眼神转为黯淡失望，我的煎熬可以体会。
这次终于达标，大家摩拳擦掌，准备放手一搏。
治疗第一天：手术成功 满怀希望
手术从早上做到晚上。
这是全球学术界公认的工程浩大的手术，我们像捡柴禾一样将侧支血管一根根游离收集起来，汇总吻合后形成新的肺动脉，和右心室连接，争取达成先心病的根治。
手术进展很顺利，血压心率都很平稳，看来我们柴禾捡得很不错，心脏很快适应了新的循环设定，值得大家额首相庆。
手术后，孩子恢复的情况不错，已经准备转出在ICU（重症监护室），一个幸福的人生似乎已在向她招手。
术后一周：急转直下
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是，手术后一周，孩子忽然发生消化道出血。
华西医院消化科的医生被请来了，内镜下止血，成功。正当大家松口气时，24小时后再次发生消化道大出血（食道）。
这次出血异常凶猛，病人迅速陷入休克，腹胀如球。当消化科医生再次站在床旁时，他已经来不及召唤更多帮手，当机立断再次内镜止血。
可是这次没有那么幸运…出血汹涌，加压输血都跟不上，血压低无可低，瞳孔已散大，生命在一点点溜走。
最后关头我们祭出了一个古老方案：双囊三腔管暂时压迫止血。这一措施为大家赢得了一点时间，血压暂时回升，我们决定将孩子送入介入导管室，寻找可能的出血血管并栓堵。 抢救18小时：仍然危在旦夕
在介入手术中，罪犯血管很快被找到并被栓堵消灭，但是…又发现了更严重的情况：食道似乎破裂了！
食道破裂，意味着严重感染、脓胸、食管气管瘘、多脏器衰竭等并发症即将紧随而来，有极高的病死率。
到此刻为止，所有医护人员已经连续战斗了18个小时，疲劳、饥饿和沮丧一齐袭来。
我和父母谈了这个情况，他们很悲恸，但谁又不是呢？妈妈情绪陷入崩溃，爸爸在孩子可能神经系统受损、再也无法醒来的巨大担忧下，也考虑到后续治疗的高额花费家庭难以承担，痛苦地决定：放弃激进的治疗方案，听天由命。
得知父母的选择，空气中弥漫着压抑、挫败的气息。我和同事们机械地做事，回避着彼此的眼睛。终于，一位ICU的师姐发消息给我：
我知道也许后续努力是徒劳的，也知道孩子生机渺茫，但还是值得一试不是吗？咱们的信条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吗？
努力的结局，也许和消极保守的治疗方案没什么两样，我们最终无法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是对父母的意义不一样，对团队每一个人的内心不一样。
就这样，我又找到孩子父母，劝说他们再试一次。至今我都记得，听着我说话的他们，黯淡的目光一点点燃起希望，变得热切起来。
通宵无眠：连续急诊手术
取得父母同意后，大家都动了起来。一位很优秀的胸外科医生同意为孩子主刀进行急诊手术，我们连夜再次把孩子送进急诊手术室。
右侧开胸，探查清创，食管修补；仰卧开腹，大网膜游离，空肠造瘘；再次开胸，转移大网膜固定填充食管床。
通宵手术，结束时天边已露鱼肚白。挂在每个人脸上的，是疲惫而期待的微笑。
又是一周：从希望到绝望
接下来的一周里，在ICU的伙伴们悉心照料下，孩子居然醒了......正当大家期盼着更多好消息时，接踵而至的却是连串bad news（坏消息）：
呼吸机忽然开始漏气，我们意识到发生了气管食管瘘。纵隔感染溃烂在加重，瘘口迅速扩大，连放置一个带膜的气管支架都变得不可能。
大家心里清楚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是当初做急诊修补手术时就预料到的大概率事件，但这次大家没有沮丧。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改变所有事，有时候需要做的是Cross our fingers，Hoping for the best（食指与中指交叉祈祷幸运）……
最后关头华西医院的呼吸治疗师（RT）们还在自发召集讨论，争取找到适合她的特殊通气参数；华西ICU还在发起全院大会诊，张罗可能的带膜支架植入方案…
结局：孩子终离世
晓玲是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中离开的，走的时候很安静，只有她母亲拉着她的手嘤嘤低诉：“不要怪爸妈一次次扯着你看病手术，妈妈是想万一有机会……”
有人担心晓玲的父母会对我们的治疗抱怨，会欠费不缴。事实是，孩子爸妈一直对我们无条件地信任和感激，最后离开之前对我们深深鞠躬，并在一周后赶来医院结清了欠款。我们也为他们积极联系寻找社会基金帮助（包括华西医院自己的“天使基金”）。
医生们的自我剖析不悔：不想做惯于自我保护的医生
此事过后，我给参加救治的主要同事发消息，感谢他们的坚持和付出。
那位消化科医生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说：“若不是你当机立断、仗义出手，孩子当时就没了。我敬佩你的担当！”
确实，他有大把的理由可以消极对待，比如说需请示上级，比如推托床旁内镜条件不理想……但是（医生）自我保护式治疗的结果，是病人生的希望在医疗流程中一点点泯灭，而他某种潜意识层面的阴影或许会投射到以后的职业生涯中，锐气若失，虽卓越者亦逐渐流于平庸，非患者之福。
团队里的年轻医生
给那位向我建言的ICU师姐
写了一段掏心窝的话
回想起来，在晓玲后期治疗的好几个时间节点，我们都面临着“还能做什么，还有没有意义，能不能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的心理拷问和治疗抉择。不管怎么做，也许最后的结局没有区别。
但对你、对我、对孩子本人，还有爱她的人，真的没有区别吗？
我相信如果当初顺应了家长的要求选择姑息放弃的话，整个团队的士气都会消沉低迷，然后大家会各自心理建设：“不怪我，这是她的命…”似乎（自我）治愈了，其实只是心安理得了，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选择了冷漠和麻木。“最终，我们活成了当初最讨厌的样子”。
这是一种太熟悉的感觉，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年轻医生和护士（包括我们自己），已经或正在被这样体制和文化毁掉？我们可以狡辩说现在的医疗环境恶劣，举证倒置、互不信任，医生连自己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自我保护式的医疗似乎是必然结果和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医护只是体制的受害者吗？我们的行为也会投射到体制坚冰中，冲破它或者加固它。
医生面对患者时，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
其实在我的病人中，大约60%都是和晓玲一样患有各种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幼儿，常常面临着和父母一道选择治不治、怎么治的情况。
我见过年轻的医生跟着病人家属一起抱头痛哭。也遇到过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自身情感都拿走，以“绝对理性”对待患者的医生。
我认为，以上两种都不对。
医生应该Care（在乎）。但不应该用同情心去Care，而是应该用“同理心”去Care。
同理心，就是学会站在患者角度来看待治疗，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去帮患者做最合理、最合适的选择。这个最合适，不仅仅是医学技术上的合适，更要把患者的家庭等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
给患者选择，也尽可能地告诉他们每种选择背后的意义和可能的结果，这是医生应该为患者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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