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考验感情的除了一起旅行应该就是一起装修了。
不试着一起装修，都不知道原来人和人之间能有这么多的矛盾，连家里要不要买电视机都是一个值得一争的问题。
卖投影仪的说没必要买电视，卖电视机的说电视是必需品，争来争去难以改变的一个事实则是，我们确实越来越不爱看电视了。
许多年轻人开始决定不买电视，而即使购置电视，理由也大多是因为家中有老人，有一台电视更加方便。
与之相反的是，这些年手机厂商却争相开始做起了智能电视。不过，现在的智能电视和过去的电视其实已经大不相同了。
过去我们守着电视，它播啥咱们就看啥，半小时起步的保健品广告也看个乐呵。现在的电视，用起来已经和电脑差不了多少了，几乎就是一个超大屏的智能手机。
甚至偶尔会因为这时代变化太快，长期不看电视之后，连现在的电视怎么打开都不会了。
算起来，中国的电视诞生于1958年，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其实到现在也不过三十多年。
《我和我的祖国》里，1984年中国女排拿首金那会儿，大家还是层层叠叠挤在弄堂里，从一台还需要手动寻找信号的黑白电视中，收看那场振奋人心的比赛。
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电视也进入了黄金时代。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1997年6月底，中国99.4%的家庭拥有一台或以上电视机，全国电视观众平均收视时间为每人每天131分钟。
深度侵入我们日常生活领域的电视，迅速而又润物无声地带来了许多改变。在争论声中，电视节目依旧循着通俗化、娱乐化的单向道飞驰。
电视剧《渴望》（1990）
而在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电视从业者的心态也随之而变——“他们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宣教者，而是依照观众的需求进行文化生产的专业人士。”
1996年3月，中国文化精英正在为电视争执不休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了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讲座的内容同年整理出版。这本引起了巨大争论的小册子比这位学界巨擘的其他著作更早、更快速地引入中国。
文化精英批判电视，这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但是布尔迪厄选择通过电视讲座的方式来批判电视，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参与性对象化”。
虽然电视已经不再是我们打发闲暇时间的首选了，但是电视带来的改变依旧深深刻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许只有在电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的当下，我们才能无比深切地意识到电视到底改变了什么。
电视带给我们的影响，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
惊！电视记者竟然在做这种事
家里来了客人，打开电视放会儿新闻，又能缓和气氛又能找到一些新话题。
不过，有声音有画面的电视新闻展现的就是事实吗？恐怕不见得。
当年著名的假新闻“纸馅包子”
电视的职责之一是提供信息，但是它通过展现某些东西来达到隐藏的目的，或者说，它展示了应该被展示的东西，但它处理之后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展示。
也就是说，电视的呈现不是反映，而是建构。
造成这种后果的机制之一，就是记者们拥有的特殊的“眼镜”。通过这副“眼镜”，他们选择乐意看到的那一部分，选择的原则就是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
所以，电视播出的内容总是那么戏剧化。电视将某一事件搬上荧幕，以影像的形式加以呈现，同时夸大其重要性、严重性以及戏剧性、悲剧性方面的特征。
因为电视每一天都要持续不断地播出，但并不是每一天都有超乎寻常的事情。所以，记者们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寻常中的非同寻常的事情上，即寻常的期待所能预料的事件，比如火灾、水灾和谋杀案等。
这种不同寻常，也不只是说和我们习惯的认知不一样，而是要和同行们都不一样。换句话说，记者永远有追逐“独家新闻”的压力。
为了拿到第一手的独家新闻，或者至少不能别人做了自己没做，记者们又不得不盯紧同行的动态，在意一些对于观众来说可能根本注意不到的细微差异，到最后其实每个人都在做相同的事。
因此一个吊诡的结果出现了：对排他性的追求，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场合可以催生原创性和独特性，但是在这里只能导致千篇一律和平庸化。
这种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呈现必然会带来后果。一件寻常的事情，经过电视记者的报道后，便隐含着某种对现实的社会的建构，能制造动员（或遣散）的社会效果。
说的更明白点，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不自觉跟着走了，戴上相同的“眼镜”来观察世界。而这种思维方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我们的行为方式
在电视中的世界，“我们”和“他们”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凡事不是令人震惊、就是催人泪下。
城里人说话都是一套一套的
独家新闻和抢先报道意味着争夺时间的战争永不停歇。
因此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并不善于呈现对思想的表达。他在思想表达和时间压力之间建立了一种负面的联系。
这其实是一个哲学上的老话题，柏拉图曾将拥有时间的哲人和在公共广场上处于紧急状况中的人做了比较。当你处在紧急情况中，你是无法思维的。
电视所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也就是思维与速度的关系问题：人真的可以快速思维吗？
电视赋予了那些被认为有能力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这些“快思手”的思维比他们的影子闪的还要快。
为什么？为什么在其他人根本无法思维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进行思维？在布尔迪厄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他们是用“定见”来思维的。
所谓定见，就是指所有人都已经接受的一些平庸的、传统的和共同的思想。其实就是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所以并不存在接受的问题。
“老生常谈”平庸、普通但是有用，所有人都可以接受，而且是瞬间接受。对追求最大收视率的电视来说，没有比“老生常谈”更好的东西了。
而与之相反的是，思想则是颠覆性的，它必须以分解“定见”为前提，然后加以论证。论证意味着漫长的推理链条，你不得不提出一系列“所以”“因此”“如上所说”“有鉴于此”连接起来的命题，也就是说，要耗费大量时间。
所以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特权，让他们来提供文化“快餐”，提供消化过的文化食粮和已经形成的思想。
甚至记者预备采访的“权威人士”几乎都有固定的名单，因为他们可以随叫随到，在时间的压力下就不必费力去寻找真正有话要说的人。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
布尔迪厄还探讨了“电视讨论会”，也就是一种电视辩论。
处处是瓜的美国大选电视辩论
在电视讨论会中，最耀眼的角色无疑是主持人，观众会觉得主持人总是处处干涉，给人施加限制。 这是因为主持人需要控场。主持人要分配发言的时间，同时也给每个讨论者分配或尊敬、或倨傲、或认真、或不耐烦的语气。
比如一个拖长了尾音的“哦”，就是一种催促，能够让人体会到说话者的冷淡和不耐烦。这种难以察觉的暗示是主持人常用的方式，有时候是无意的，但也有时是刻意的。
主持人的另一个战术则是制造紧张感，以时间不够为由催促、掐断话头。重要的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摄制任务，而不是真正讨论出个所以然。
主持人还可能会说：“我打断你，是因为我没听明白您的意思”。这并不是想表现自己愚蠢，而是暗示低层次的观众愚蠢。
在电视演播室里，对话者的地位显然是不平等的。而在此之前，还有一项隐形的工作，就是选择这些出现在演播台上的人。所有人在台上都会被认为是作为某一群人的代表，选谁上不选谁上，会带来新闻含义的变化。
另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事先策划好的演播程序，也就是台本。凡事都按照台本来，这可能会显得有点生硬，但相比自由发言的风险性，一点生硬就显得无伤大雅了。
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是前文提到的“快思手”非常擅长的领域。他们是最完美的嘉宾人选，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好搭档，不会惹出麻烦，闹出乱子。此外，他们口若悬河，长篇大论张口就来。
最后一样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主持人的无意识。即使是看上去非常友好的主持人或记者，其提问中预设的前提有时候也让人防不胜防。
这还是因为记者总是戴着他们的“眼镜”，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提出一些可能并不真正切中要害的问题。
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判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但是他却偏偏采用他认为不适合传递真正思想的电视来作为授课的媒介。
不留情面的批评难免会引发争议。这本《关于电视》在当时也确实引发了法国电视从业人员的不满。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收视率的追求深刻地改变了电视的运作逻辑，而电视的逻辑又借着电视的影响力侵入到其他的专业领域，比如学术领域。
百家讲坛走红了不少学者
在互联网冲击下，电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来自电视的影响却并没有随之逐渐消失，而是被取代了。点击率、评论数……新的数据追求继续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变本加厉。
电视机依旧摆在客厅里，但和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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